梁阿姨的儿女们
梁阿姨一子两女，都是ABC (American Born Chinese，在美国出生的华裔)。说起他们的教育背景，梁阿姨一脸骄傲，三个孩子上的大学也是ABC：Amherst College (阿默斯特学院), Brown University (布朗大学), Cornell University (康奈尔大学)。
布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是大家熟悉的常春藤名校，阿默斯特学院是美国排名前三的文理学院，录取难度也和一些顶尖名校不相上下。
Amherst College(
阿默
斯特学院)
和其他中国家长一样，梁阿姨对孩子的教育也十分重视。儿子Jimmy的数学成绩突出，在海外的美国学校上完初中后，梁阿姨觉得要找个好学校，让他的专长得到发挥。于是带他回到美国，申请到私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就读。这是一所东部的传统名校，毕业的杰出校友众多，最近的比如脸书老板马克·扎克伯格。
梁阿姨带Jimmy去学校面试时，碰到了一位同样带孩子来面试的家长，影星格蕾丝·凯莉。
我不认得这位明星，但看到她的照片时，心里想，嗯，这样的绝代佳人，见过面认识后的确不容易忘记。
格蕾丝·凯莉是与奥黛丽·赫本同时代的演员，得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，曾被好莱坞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13名。她50年代中嫁给了摩纳哥亲王，退出了影坛，演出的作品少所以大家没那么熟悉。
我看资料时注意到，凯莉和亲王有一子二女。她当年陪着来面试的那个孩子，后来Jimmy的同学，不就是今天的摩纳哥亲王吗？
我向梁阿姨求证，她说是啊，就是他，Albert (阿尔贝二世)。前些年有一次梁阿姨去摩纳哥，还和他联系上。那时阿尔贝二世刚刚继位，请梁阿姨到他的宫殿去做客。摩纳哥是个袖珍国家，梁阿姨说，那宫殿小小的，但里面很豪华。
梁阿姨的各种料，爆不完。
Jimmy后来学的是应用数学，大学毕业后进了华尔街。后来长时间在摩根斯坦利工作，做到了兼并收购部门的高管。
梁阿姨对刚认识的学生所要求的“规矩”，部分也来自于Jimmy的经历。梁阿姨说，Jimmy刚进华尔街时的面试，要求非常繁琐严格。要求带上太太，两天时间和很多人见面，包括一起吃几顿饭，从各种角度和细节上来考察判断你和你的家庭，适不适合公司和所申请的职位。
美国东部的金融业，和西部的高科技业，都是吸引顶尖人才的地方。二者的文化大不相同，比较典型的就是东部重视梁阿姨所说的那些细节，有些刻板。而西部比较随意，比如可以穿着汗衫、拖鞋带宠物去上班，似乎有些和东部的刻板印象反着来。
这其实都是表象，两者都是聚集最好的人才并要求有最高产出的行业，在招到最好和最合适的人这个目标上，是有一致要求的。像谷歌，会留一部分时间给员工去搞自己喜欢的项目；奈飞公司 (Netflix)更是自由到取消了休假和报销制度(休假时限没有规定，员工自行决定；报销标准、额度也没有规定。比如，员工出差住什么档次的酒店，自己看着办)。这对员工的自我驱动和自主管理，其实是更高的要求，压力比一般的企业更大。
我上次见到Jimmy是在梁伯伯葬礼上，那时他50出头，刚从大摩退休，自己和朋友搞了个基金做点投资。我问他这么早退休的原因，他说在大企业做总会受到各种限制，找几个自己喜欢并合得来的人做点事，一直是他的一个愿望。
哦，工作中能有喜欢并合得来的同伴，看来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奢求。
梁阿姨说Jimmy不会聊天，给她打电话像公事公办，能说的话不多，不够贴心。Jimmy离家独立生活得早，后来工作中接触的商业机密多，不能和家人说。梁阿姨虽然感兴趣但也不能问，久而久之和他的交流就比较少。
有一年圣诞节，Jimmy知道妈妈要换车，送了梁阿姨一个惊喜的礼物：一辆宝马Z4的跑车。
威廉斯堡是个大学城也是个退休城，我常看见有老头老太太开着这款车，挺酷的。
但这辆Z4被梁阿姨退了回去，她说她不喜欢车，又不懂车，看到那辆车时还以为是个玩具。对她来说这车功用不大，没必要花那么多钱。车对她就是个代步工具，要送的话，送她辆一般的就行了。
我很喜欢梁阿姨的这种消费观。其实梁阿姨并不是不喜欢奢侈品，她对珠宝的鉴赏相当有眼光。对时尚的品位，几十年里和年轻的小姑娘们比也丝毫不落后。到了后面，她说自己不再追新的时尚，她的一些礼服一样能穿得出来，并且很自豪身材几十年都保持不变。
后来Jimmy把这辆Z4换成了一辆凯美瑞送给了梁阿姨。送个价值不菲的礼物，还是不合妈妈心意，不够贴心，做人难呐。
人都是处境动物，这两年我的孩子在慢慢长大，我也在观察、琢磨一些过去不会去想的问题。比如说“女儿贴心，儿子粗心”这样的话题。有一天我想起梁阿姨说的Jimmy不够贴心的话，看了一眼一旁只有7岁、玩游戏乐得手舞足蹈、叫都叫不答应的儿子，跟我老婆说道，以后老了，看来还是要住得离女儿近一些；这小子，怕是指望不上。
老婆白了我一眼：哦，您才知道这个道理啊？
我摸了摸鼻子，唉，做人难。
梁阿姨在海外的生活有一些很独特的经历。大女儿Mona开始矫正牙齿时，他们在香港。后来去了老挝和泰国，当地的条件差，没有合格的牙医，还得带Mona回香港去弄。有一段时间，梁阿姨每隔两周，要带着Mona搭乘美军的运输机，飞到香港去整牙。她回忆，那飞机飞起来时，后面的舱门一路都不关，颤颤巍巍的。
在美国很多家庭孩子上了初中和高中后，重心都是围着孩子转。考虑到孩子需要稳定的朋友圈和课外活动等因素，换工作和换房子都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。我和我的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处于这种状态，我问梁阿姨，当初全家跟着梁伯伯去海外这么大的决定，他们是怎么考虑的？是必须要跟着去，还是有别的因素？
梁阿姨说当然可以留在美国国内，不用跟着去。他们之所以决定一起去，一是可能确实没有现在考虑得那么多；第二方面更重要的，她觉得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，大家的经历都一样。分开久了，各自的环境不同，难免隔阂，不能说到一起去。
梁阿姨和梁伯伯身上，保留着不少中国人的习惯和思维方式，但在这一点上，倒是和多数的美国人一样。因此，梁阿姨也不太能理解这些年从国内出来陪孩子上学，而和丈夫分开生活的妈妈们。
梁阿姨说上面的一段话时，还带了个有趣的尾巴：“……不能说到一起去，我倒不担心梁伯伯(一个人在外面会)去找女朋友………”
听到梁阿姨这么说，我有意和她开开玩笑，顺着她的话，我问：“梁伯伯会(去找女朋友)吗？”
毕竟是替人回答，梁阿姨的口气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：“我想他不会……”
说完我们俩都大笑了起来。
发生这段对话时，梁伯伯已经去世。我突然想到，假如他在现场，一脸严肃的梁先生，不知又会蹦出个什么让我们忍俊不禁的金句来？
梁阿姨说，每段经历都会有不同的收获。Mona后来的先生，就是她在香港美国学校时认识的同学。
Mona先生David的家庭有个传统，David和他的爸爸都毕业于杜克大学，是所谓的杜克家庭。而且，父子俩也供职于同一家建筑公司，一直没换过雇主。David作为主管，他的工作跟着项目走，4年左右会换一个地方。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，全家一直在跟着他迁徙。梁阿姨把David这种工作变动，称之为“调差”。
不过到了第三代，这个传统断了。Mona的孩子没有再上杜克，也没有去父亲所在的公司工作。特别是他们都能去杜克大学，却选择去了排名低不少的学校，原因也很有意思。
美国大学的录取，尤其是顶尖私立大学，有一类叫做legacy admission。就是对校友的家庭成员，录取时条件要放宽很多。比如布什家族，老布什总统和他的父亲都毕业于耶鲁大学，小布什总统学习不好，成绩只有C，也一样上了耶鲁。前副总统戈尔毕业于哈佛，他的四个孩子也都上了哈佛，这在一般人是比连续被雷劈中还要低的概率。以哈佛为例，每年有大约15%的学生来自于legacy admission，对这部分学生，他们的录取率是34%，和不到5%的总录取率比差了好多倍。
Mona的孩子们也属于杜克大学的legacy admission，没去杜克的原因也都不一样：Daniel是因为UVA (弗吉尼亚大学)给了他全额奖学金，他觉得这笔钱不少，凭自己能力争取到不用花家里的钱很自豪，而且学校也没差多少；Jonathan是因为他喜欢体育管理，UFL (佛罗里达大学)的这个专业更强。
在美国华人的家庭都很重视教育，名校情节很重。绝大多数的家庭如果面临Mona孩子的状况，一定会选择去排名更靠前的杜克。从Mona孩子选择学校这件事上，我体会到了遵从孩子意愿这个概念，以及背后隐含着的一些其它道理。
美国大学采申请制，每个学生可以手握多封录取信，然后选择一个最满意的去上。大学录取数据中还有一个叫yield rate (入学率)的指标，就是已录取的学生有多少人选择了该校，这个比率越高说明学校越有吸引力。杜克这样的顶尖大学，入学率在55%左右，就是说有45%的学生没有选择杜克去了别的学校。
这个“别的学校”，我过去的概念中应该都是排名更好的学校。从Mona孩子的经历看，也包含着排名低一些的学校。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视杜克这样的名校，而是他们的家族中已经有杜克的经历了，尝试点别的更有吸引力。后来我也了解到，哈佛这样的学校，入学率是80%左右，有两成的选择了别的学校。我看到有人在比较去上哈佛还是达特茅斯(另一所规模较小，但很有特色的常春藤大学)，开始觉得是在卖弄。了解一些背景知识后，我的结论也类似，有的人不选哈佛而去达特茅斯，原因可能也和Mona的孩子相似，是家族中有足够多的人上过哈佛了，愿意尝试点别的。
理性人的行为，总是可以找到合理解释的。
我和梁阿姨的小女儿Elisa最熟。她小时候学习成绩非常好，一路跳级，15岁就上了大学。但梁伯伯却说，这是一个教训。
Elisa上大学后，同学们知道她的年龄后觉得她是个小孩子，都不怎么愿意和她玩。所以她四年大学上得不是很开心，似乎是和同辈人脱了节，在同学中没交到好的朋友，是个缺憾。
孩子的成长，不光是要追求学业上出类拔萃，更重要的是学会和人打交道，融入社会。梁阿姨说，他们和Elisa也是用教训学来的。
Elisa的大女儿学业也非常优秀，Elisa没阻止她跳级。但在去年她申请到大学后，决定延迟一年入学，利用这段时间去意大利做义工。结果做到一半发生疫情，不得不跑了回来，现在正准备去Wellesley开始上学。
Elisa学法律出身，后来进入到纽约市检察官系统，担任公诉人。90年代纽约政府大力打击黑手党，Elisa经手起诉了不少和黑手党有关的案件，其中不乏一些血腥的刑事案件，为此还受到过暴力威胁。梁阿姨和梁伯伯旁听过Elisa作为控方公诉人，和辩方的大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战。担心她安危的同时也佩服她的胆量，而她的能力，更是让他们感到很自豪。
Elisa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时进入政府，担任司法部次长Eric Holder的助手。离开政府后，一直在民间公司担任法务高管。
梁阿姨孩子小时候，学习中文的环境很有限。考虑孩子前途时，她说那时候大陆回不去，台湾也不想去。所以就只好选择专注于一头，孩子们都没有学习中文。三个孩子中Elisa对中国事务一直很感兴趣，她曾应聘到了华美协进社(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)，一个致力于中美交流的民间机构，担任负责人之一。
华美协进社成立于1926年，位于纽约市，发起人包括约翰·杜威、保罗·孟禄和胡适等中美教育家，是全美历史最悠久专注于中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组织。其下属的中国美术馆，是美国唯一的专门介绍中国艺术的美术馆。
华美协进社
Elisa说她在华美的经历很滑稽:她一副华人面孔却不会说中文；她的搭档，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倒是说得一口漂亮的普通话。她深感对于做和中国有关的工作，语言障碍还是个问题，有意让她的孩子从小学习中文。
Elisa也属于那种说干就干有魄力的人，那时她听说人大附中在普林斯顿合办了个双语学校，条件不错，干脆辞了职，把家从纽约搬到了普林斯顿，让孩子上那个学校。后面几年，也没出去工作，职场女强人变成了全职妈妈。Elisa大女儿上高中时在费城的一个学校，她要接送，单程40分钟的路，每天跑四次。今年，她的老大上了大学，时间多了，正准备出来工作。
美国长大的孩子不和父母住一起，对父母的关心就少，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。
2006年秋天，梁伯伯突发急病，腹腔内出血，一度情况十分危急。梁阿姨也慌了神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一向有主见的她，显得那么手脚无措。
孩子们马上做出安排，确保梁阿姨梁伯伯身边都有人照顾。亲戚朋友们听说梁伯伯病重，关心的电话打得梁阿姨招架不住。Elisa就开了个博客，每天报告梁伯伯的情况，让大家知道进展，也减轻梁阿姨的负担。
美国医疗资源比较平衡，威廉斯堡虽是小城，医疗水平也不错。但Jimmy还是不放心，找了一些大医院的医生，参考确认治疗方案，每天组织家庭电话会议，讨论相关细节。我去看梁伯伯时正好赶上他们在开会，梁阿姨让我在一旁听。
也许是Jimmy说话更像领导或者别的原因，医生在询问家属意见时，更倾向于采纳他的看法。这搞得两个妹妹很有意见，觉得她们被忽视了。梁阿姨向我做了个鬼脸：这种争吵，最近不少。
谢天谢地，梁伯伯在医院住了20多天，终于转危为安。这段时间，Mona和Elisa一直陪着。Jimmy工作忙，但到周末，要么自己，要么和太太一起，都会飞回到威廉斯堡看望梁伯伯。
那次经验也让我体会到了美国就医的过程，和梁阿姨孩子们应对紧急时的协调、组织能力。说实话，如果我在国内，也在父母身边，面对同样的状况，我不会比他们做的更好。
那次病后梁伯伯的状况一直不好。后来去看他，问他身体情况怎样时，他也不客套：不行，掉的磅(体重)一直没长回来，没胃口，身上老觉得冷。带着病容的梁伯伯，表情显得更严肃了。
只是当他看到我还不会说话的女儿，牙牙作揖向他问好时，脸上马上露出了慈爱的笑容。那神情，我一直忘不了。
梁阿姨的朋友们
Lily和周太太
Lily和周太太都是梁阿姨几十年的朋友。有一次她们约在周太太家见面，我正好有空，送梁阿姨过去。
梁阿姨一下车，就跟我说赶快走，Lily这人矫情，到晚了要被她数落。
一进周太太家门，梁阿姨一路高声嚷嚷：“看看看看，没迟到吧，没迟到吧……”
那头Lily正在厨房忙着，听见梁阿姨声音，放下手中的活迎了出来。一撸袖子，盯着腕上手表说道：“自己看自己看，晚到了1分……26秒……”。
说罢Lily从我手里接过梁阿姨的行李，招呼我坐下。梁阿姨跟着进了厨房，一边亲热地和Lily说着话，一边洗手娴熟地帮起厨来。
看到这里我心中涌出一阵感动。Lily和梁阿姨两家是世交，从小认识，一起去重庆，去台湾，去美国。Lily的先生是外交官，梁伯伯在海外工作时，两家人在香港又还有一段交集。眼前的这一幕，似乎是让我看到，她们俩从幼年开始，一路这样嬉戏、打闹、挤兑下来，到了老年，仍然像两个北京大妞一样，彼此间不改身上的率真和直爽。
我向来笃信，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，很少会羡慕别人的际遇。但是这一刻，我的心底，却是实实在在地发出了一番“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”的感慨来。
Lily住在明尼苏达，她的先生Levin是职业外交官，曾做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和驻缅甸大使。最近，中美摩擦不断，互关领馆。在风波中看到驻成都总领事和他的华裔夫人的新闻时，我想起了Lily。想到自己，也生出几分忧虑：两国交恶，我们这些两边都有家人朋友的，要如何自处？
周太太就住在华盛顿，我和她见面的次数比较多。她家客厅挂着一副于右任先生的字，看我有兴趣，给我介绍说这是她结婚时，于老给他们题的。周太太身上也是浓浓的民国味，她的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驻联合国的外交官。她说现在住的房子，就是40年代末她父亲买地自己建的。她很珍惜这栋房子，说住了三代人。她告诉孩子，以后也要留着这房子，不能卖掉。
2006年梁伯伯生病那次，周太太急着去探望。找了另外两个朋友，三位老人开了200多公里去看梁伯伯。Elisa见到他们又生气又心疼，叮嘱他们不能这么干了。后来有几次我去看梁阿姨梁伯伯时，都是捎上周太太一起去的。
几年前，周太太也搬到她女儿的城市去住了，她把房子租了出去。我有时候还会开车经过她那栋漂亮的房子，周太太的子女都不在华盛顿住，以后，他们能如周太太的愿，一直保留着这房子吗？
Ken和Jackie
Ken和Jackie是梁阿姨的邻居。他们本来是多年的朋友，后来各自的老伴去世了，俩人走到了一起。在威廉斯堡的房子是Jackie的，Ken的家在旧金山湾区。他们就两边跑，两个地方各住一段时间。
我从学校毕业时还没找到工作，和室友合租的公寓也到期了，要找一个住处。梁阿姨把我介绍给了Jackie，他们不在这里的时候房子空着，让我住并帮着打理一下院子。象征性地收我一点房租，这是帮了我的大忙。住在梁阿姨隔壁，那段时间和他们的交往也最多。
那时Ken和Jackie两边跑，是开车横穿美国。他们用一辆SUV拖着一个小型的房车，从东岸的威廉斯堡开到西岸的旧金山。近5000公里的距离，也不赶时间，开个半个月一个月的。每次还可以尝试不同的路线，沿途去看看在各地的老朋友。
我住在那里时，有一次他们从西岸开回来。我问Ken一路情况怎么样，他自豪地把双臂举起，作强壮状：“77 years old，made it easily, great! yeah……"(77岁了，轻松开下来了，棒吧？)
那时我的父母刚退休，我还和他们讲过Ken和Jackie开车穿越美国的趣事，让他们安排好自己的生活。那时候国内的条件还没那么好，现在国内在生活条件上的很多方面不比美国差，但老人在安排好自己生活的心态方面，我觉得还是和美国人大不一样。
后来有一次我去看梁阿姨，正好Ken和Jackie也在，约他们一起吃饭。那次Jackie的膝盖出了问题，坐着轮椅，说可能要换个人造关节。
我赶忙安慰老太太，她的语气反倒没我那么沉重:"It is what it is, age-related problem"(就这样了，老年病)
接着她又问我：“Do you know how to avoid such problems?” (你知道怎样才能避免这麻烦吗？)
“How?”(怎么才能？) 我问道。
"Don't get old！"(别变老！)
我的这些孩子们/朋友们
我真是很佩服梁阿姨交朋友的能力，她去到很多地方，秘鲁，埃及，泰国，哈萨克斯坦，德国，捷克……都能找到熟人。
有一次我好奇，问她:秘鲁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?
她说:那时做Meals on Wheels项目给老人送餐，在一个餐馆订餐。一个来自秘鲁的留学生在那儿打工。几次下来熟了，梁阿姨邀她来家里做客，关系就一直保持下来了，就这样。
去年夏天，我送一个朋友去纽约，回来时接上梁阿姨到华盛顿住几天。我和她说有两天是工作日我们要上班，您自己安排，周末我再陪您出去活动。梁阿姨说你忙你的，别管我。
结果那两天，梁阿姨每天出去见好几拨人，两天都是到了晚上11点多，才有人把她送回来。
我老婆感叹：瞧瞧人家梁阿姨这人缘，这朋友圈……
当然，现在梁阿姨朋友中人数最多的，还是来自中国的，过去是台湾的，最近这二十年，是来自大陆的。
最近这几年春节，都会有过去的学生邀请梁阿姨去加州过。她也爱去，说那边春节有气氛。
每次去中国，从南到北，更是忙不过来。约她吃饭的人，常常要几拨人并起来，才安排得开。
去年梁阿姨和Elisa带两个孩子去北京。梁阿姨说有个过去的学生把自己的一套房子让她们住，还有车夫，有佣人。行程安排得非常周到，她和Elisa都觉得很过意不去。
吃饭也是，她说，到哪儿都是，呜啦啦，点那么多菜，浪费了不少。
我在一旁乐:他们不这样，我才觉得奇怪。
说到去年的那趟旅程，梁阿姨说，以后可能跑不动了，估计是她最后一次去中国了。
我听得伤感，忙安慰她:哪能呢，还有那么多孩子，和孩子家长，等着在国内见您呢。下次，我陪您去。
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每周给梁阿姨打一到两次电话。我和她说，我自己，还有师弟小付，其实都想去看您。但是现在这疫情状况，还是担心，要少让您和外界接触，再等等吧，我们会多给您打电话。您要是闷了，也给我们打过来。
梁阿姨轻轻叹了口气：我这个爱热闹的人，这次真的是给制住了。
梁阿姨晚上习惯喝一杯酒，她说，现在Elisa要求她，要把酒也戒了，她很为难:我知道她是为我好，可是几十年的习惯，一下子怎么戒呢？梁伯伯当时那种“老小孩”的神情，转移到了梁阿姨的身上。
不过，梁阿姨毕竟豁达。她说，现在有Elisa比邻而居，就近照顾；Elisa的小女儿还在上小学，每天都会来陪姥姥说会儿话，邀她一起去遛遛狗。小孩在她面前蹦蹦跳跳地，看着高兴。Elisa的先生是意大利人，习惯也喜欢大家庭，会做美食，和老人相处也没有违和感。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。还有学生想着她，每天有人给她打电话，她也很感谢。
她接着又说，我也想梁伯伯，想Lek，但是又能怎么办呢？
梁阿姨和梁伯伯的故事，就讲到这里。我不知道以后，还会不会再碰上他们这样的人；我有笑有泪，又笑又泪，写下他们的故事，记住他们。也想和更多的人，分享他们的故事；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影响，我也鼓励自己和我的同辈，把他们的故事，继续下去。